沈醉在恢复起义将领身份的年份上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炒股配资询问，一种认为是1979年，另一种认为是1980年，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。其实，决定恢复身份是在1979年做出的，而正式宣布则是在1980年。
1979年11月21日，沈醉写信给自己在1975年得到特赦的部下——蒋介石的上校侍卫赵秉钰，信中提到：“30年前，我们在昆明被迫参加起义。直到最近，所有的相关档案才被调到北京，政府已经给我改正，特赦战犯的身份已改为起义将领，领导层也对此表示歉意。”
沈醉在被特赦后，写了很多回忆录，其中既有对自己经历的回顾，也有对其他人的描述。今天，我们换一个角度，来看看别人如何回忆沈醉：他真的是一个真心支持起义的中将游击司令，还是仅仅伪装成起义者，实际上是卧底保密局的特务？
展开剩余75%赵秉钰就像他的小老长官沈醉一样，也写了一篇回忆文章，题为《沈醉与我》。他在文中提到：“自1941年我进入军统的贵州息烽特警班开始，就听说过沈醉的名字。老特务教官们常说，沈醉的擒拿技术高超，枪法精准，还说他能办案，并获得戴笠的特别宠信。”
虽然赵秉钰和沈醉年纪相差不大，但他和沈醉并不常有交集。赵秉钰在息烽训练班毕业后，接受了进一步的培训，并被调到军统局本部警务处。而沈醉则早在1942年，已经从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任上升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。在这个阶段，沈醉的军衔和赵秉钰的差距较大，赵秉钰仅为中尉。
然而，赵秉钰并未局限于军统局本部，他后来被调去给蒋介石担任侍卫，这也是他和沈醉建立更深关系的契机。赵秉钰提到：“我和沈醉的关系加深，是因为他妻子粟燕萍（即雪雪）是我的前期同学，我们常互通往来。”赵秉钰在军统训练班的同学粟一鹤，也是沈醉的熟人，因此赵秉钰与沈醉的关系越发密切。
在蒋介石的侍卫中，成员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高手，负责保护蒋介石安全，同时也会接受特殊任务的指派。沈醉曾经被戴笠推荐给蒋介石和夫妇担任贴身保镖，而这也是后来沈醉和毛人凤争夺局长职位的背景之一。
1949年，赵秉钰跟随蒋介石抵达台湾前，担任了总统府特别警卫组昆明分遣组上校组长，并接受了特殊任务。在这段时间，赵秉钰曾接到命令，要沈醉在云南为他们提供掩护，确保警卫行动顺利进行。然而，赵秉钰心中不安，意识到自己此行并非单纯担任警卫任务，他开始怀疑自己被卷入更复杂的政治局势中。
1949年11月，赵秉钰在昆明与沈醉见面时，沈醉告诉他：“昆明形势已经非常危急，解放军已逼近云南，国民党形势堪忧。卢汉准备起义，如果真有起义，我们也只能随同他一起行动。”沈醉对此显得非常冷静，甚至不再计划离开昆明，他的态度让赵秉钰更加迷茫。
沈醉后来向赵秉钰透露，起义的决心已经下定，而自己获得的“中将游击司令”职务，也可能是一种“催命符”。沈醉在接到紧急会议通知后，还特别叮嘱赵秉钰及其小组成员待命，但自己却带了仅十两黄金，而没有携带武器，这显然是在准备赴死。
12月9日，沈醉最终未能归来，电话也没有打出去。据沈醉回忆，当时他想通过走廊里的电话将消息传出去，但被两个持冲锋枪的士兵拦住了。与此同时，赵秉钰带领小组在云南绥靖公署等待，没多久便遇到了保安团的副团长，要求交出所有武器、经费和档案文件。
赵秉钰考虑到沈醉的安排，决定不与保安团发生冲突，而是选择等待沈醉的回归。然而，第二天，他和小组成员被关进了监狱，不久后沈醉也被逮捕。沈醉在监狱中被与几位高官一起关押，唯一没有戴脚镣的就是沈醉。
1960年，沈醉获得了特赦。1975年，赵秉钰也得到了特赦，但他并未如沈醉那样留任文史专员，而是选择了前往台湾。然而，在台湾，他们的申请未获批准，赵秉钰最后只能回到香港，并与沈醉共度最后时光。
最终，沈醉在恢复起义将领身份后，亲自为赵秉钰作证，确认他也参与了云南的起义。赵秉钰在1982年被正式认定为投诚人员，并在1985年获得起义人员的证明炒股配资询问，正式与沈醉的身份相同。尽管赵秉钰曾后悔未听沈醉的劝告，但他始终未能解释清楚沈醉的真正立场，沈醉是否真心支持起义，还是在某些时刻两面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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